水电并非一些专家忽悠得那样美好 不可否认，水电是解决能源问题的一个选项，它有煤电不具备的优势，但同时也有煤电不具备的劣势。

秋季之后，市场或将在通胀与政策、增长与转型中来回摆动，维持震荡平衡。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由"GDP锦标赛"转向"改革锦标赛"，出台新的政绩指标，制定环保以及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以及金融秩序也会强化硬性约束。

  李克强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核心内容可分为以下几部分：以改革和调结构为重心、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强调淘汰落后产能及地方政府债务约束、强调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而对于传统落后产能行业，中国政府希望通过鼓励兼并重组，通过环保、能耗、技术等三方面更高标准的控制，通过调控与市场自主行为，实现产能收缩。但投资人应当规避预期脱离基本面支撑的风险，精选个股为上。此外，预计政府会打造新的区域经济带，通过差异化政策推进不同区域因地制宜的产业发展结构，其中全面实施海洋战略值得特别关注。6月份之后，中国经济或将回复平稳，风险逐步排除，新型城镇化建设或将渐次展开，传统周期领域伴随去产能带来的结构性转向，市场或将再度震荡上行。

  落实改革措施将催生新的投资题材 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造有利条件，向淘汰落后产能和环境污染治理宣战的同时，也给投资人带来更丰富的投资题材。因此，天然气改革带来的油服企业兼并机会，以及水价调整带来的智能水表行业的投资性机会，值得关注。在该案例中，当企业太大而无法破产时，民营企业身份并非纾困的障碍。

1998年，中国国有企业总数为26万家，到2003年则减少至14.5万家左右。2003年，中国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它代表着国企中的国家利益，这放缓了国有资本的退出步伐，而国有企业数量不再大幅下降。因此尽管中国工业部门整体并未存在异常的财务压力，但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杠杆化程度要高得多。简言之，超日违约既没有预示着中国即将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不太可能爆发金融危机），也没有表明市场风险是否会得到更合适的定价。

超日违约案没有表明三中全会以来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变。各人对此的解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人将其视为危机即将来临的迹象，而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中国政府承认任何经济都会出现债务违约。

结果导致国有企业资产回报率降至4%左右的水平，而民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则进一步上升至11%左右。2012年末，国有企业负债是其收入的4.6倍，而民营企业仅为2.8倍。赛维LDK位于中国中部的江西省新余市，是一家拥有2万名工人的大型民营企业，每年为该城市贡献12%的税收。本文作者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中国业务局局长 进入专题： 国企 。

1998年，工业领域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为1%，到2008年则升至6%以上，几乎赶上了民营企业的水平。从金融上来说，刺激计划带来的纪律弱化影响和国资委不愿迫使表现不佳的国企退出也造成了不利后果。但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国企改革举措已经显露出效果。超日债券由几乎没什么影响力的散户投资者持有，而且超日所处行业产能过剩，官员们正计划进行缩减和整合。

尽管超日违约作为国内首例债券违约而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它并未揭示出中国实际金融风险。它只是让我们知道了中国政府在处理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问题方面的选择，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是否愿意让国有企业违约。

"创造性破坏"是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关键，破产和违约创造了机遇，使新进入者能够带来改变--国有企业不能免除这种压力。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未来金融产品违约可能难以避免。

到2008年，中国大约有11.5万家国企。毕竟，超日乃至整个太阳能行业所存在的问题众所周知，市场早就对它们可能造成的影响有所预期。国企和民企回报率的差距是近期中国GDP增长率出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与超日和其他太阳能企业一样，LDK遇到了财务困难。中国金融市场上没有人对超日无力偿债感到意外：问题只在于它是否会得到纾困。  每当中国金融体系显露出潜在疲弱迹象，都会有人叫嚣着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危机。

最新的例子是最近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Shanghai Chaori Solar Energy Science Technology)的债券出现违约。但鉴于它对新余市非常重要，该市政府通过一项议案，决定为其5亿元人民币贷款偿还计划提供担保。

很快有人怀疑这是否是中国的"贝尔斯登时刻"(Bear Stearns Moment)或"雷曼时刻"(Lehman Moment)。然而，所有这些看法可能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相比，民营上市公司的债务利润比下降了5%，而国企上市公司的这个比例则上升了33%。但是2008年中国政府推出了基本上面向国企的刺激方案，为国企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严重削弱了国企提高效率的动力。

而那些不那么危言耸听的人们则认为这起违约值得欢迎，它表明中国政府希望向市场灌输一种审慎承担风险的观念。因此，更重要、更有可能违约和重组的企业（尤其是如果考虑到间接补贴的话）在国有部门。若果真如此，那么人们就会更为认真地看待这些违约，把它们视为能够证明新一届政府战略目标的可靠证据。在一个并不依赖其创造收入或就业的大城市里，超日作为规模相对较小的民营企业很容易被当做警示的靶子。

中国有必要鼓励表现不佳的国有企业（无论大小）退出，而不仅仅是让不重要的民营企业退出，中国政府将会认真处理这种必要性吗？去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三中全会决定的确提出要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十多年前，中国出台国企改革政策，在"抓大放小"的口号下削减对它们的直接补贴，关闭或私有化经营不佳的企业。

民营企业的营运现金流量与流动负债比为60%，而央企仅为30%他说，国有企业改革正在深化，不要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长期存在的国有企业。

二是要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企业，所有制可能各种成分都有，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破除某些行业的垄断是不能变的。民营企业家在当初中国的夹缝生存环境中，因产权不清晰产生了很多问题，现在要保护产权的前提是产权清晰。

这使得经济学也产生变化，开始重视产权重组、产群交易平台、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因为资本市场是资源配置效率最佳平台。过去经济学中一直谈生产配置效率，但现在更重视资源配置效率。厉以宁认为民营企业有了这样的理念以后会有转变。进入 厉以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企 国企 。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重在投资的资金进进出出，通过资源配置把国有资本用在最有效的地方。同样，分配方式也在变化。

首先应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厉以宁认为，共享利润，产权激励、员工持股，所有这些是人力资本应该成为利润一部分的分享者，这就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企业把从事融资、筹资、人事组织、宣传、行政管理工作，这些不在生产第一线的人员都看成非生产人员。从前的分配方式是认为创造出的财富主要归功于物资投入者，是物资资本的投入者和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合作创造了财富，而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只能从工资成本中取得工资报酬不合理。